《安妮日记》背叛者终于被找到竟也是犹太人安妮父亲还帮着隐瞒

《安妮日记》背叛者终于被找到竟也是犹太人安妮父亲还帮着隐瞒

她在狭小压抑的空间呆了两年,写下一篇篇日记,用稚嫩又诚实的孩子视角记录下整件事。1944年8月4日,因为有人告密,德国党卫队搜查了大楼,找到藏在密室里的弗兰克一家和另外两个犹太家庭,将他们送往纳粹集中营。

因为奥托的努力,《安妮日记》成为全球热门读物,几乎所有孩子都在小学看过这本书。在了解法西斯的残酷时,无数读者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是谁背叛了弗兰克一家?从《安妮日记》首次出版起,就有很多人询问幕后黑手是谁。

荷兰政府在1947年和1963年,两次调查出卖密室居民的人,但没有找出结果。

在民间,传记作者、新闻记者和侦探想出一个又一个可能,也总能找到漏洞。到现在,这已经是一起77年的悬案,似乎不可能找到告密者。但今天,一支国际冷案调查小组宣布,他们找到了答案。

这支队伍由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文斯·潘科克领导,成员包括犯罪心理学家、法医专家、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战争罪调查员等近30名荷兰专家,外加数十名志愿者。这支“FBI梦之队”在过去5年,全力调查这起告密案,他们在8个国家查找了数十万份档案文件,与70多个相关人员交谈,甚至找演员重现当时的场景。

他们还和荷兰大数据公司Xomnia合作,开发出专门调查此案的人工智能数据库,输入所有信息,包括地图、信件、照片、文件,和整本《安妮日记》,绘制出1944年密室周围的纳粹和线人分布图,以及所有人的关系图。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字,一个埋藏在故纸堆里、毫不起眼的名字。流行的告密者理论里,没人提到过他。

但令人惊异的是,调查组发现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早已知道告密者的身份,甚至在为他保密……

多年来,他想拍一部关于安妮·弗兰克的告密者的纪录片,认为这部片子能触及人性本质,让荷兰重温严肃的历史。2016年,经人推荐,他找到了退休两年的美国前特工文斯·潘科克,让他寻找当年出卖弗兰克一家的人是谁。

潘科克之前经手的案子都是追查哥伦比亚毒枭,哪怕调查冷案也不会超过5年历史,

但因为中学读过《安妮日记》这本书,他接手了这个77年的冷案。想要调查陈年旧案,还原历史很重要。他飞往阿姆斯特丹,来到王子运河街263号,这里是安妮·弗兰克故居,也是事发现场。

弗兰克一家原本不是荷兰人,而是德国公民,住在法拉克福多恩布施区。最初,他们的生活过得挺优裕。

安妮的父亲奥托在一战时是德国政府官员,获得过勋章,他们在多恩布施区租了两层楼住,家里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1933年,希特勒带领的纳粹党赢得国会选举后,德国的反犹主义兴起,奥托觉得情势不妙,搬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开公司,妻子和两个女儿在第二年与他团聚。

奥托很有经商头脑,他很快拥有两家公司,一家叫Opekta,售卖提炼自水果的果胶,另一家叫Pectacon,卖腌制香肠的香料。奥托的女儿安妮和玛戈在学校里也表现优异,她们基本是在荷兰长大的。但好景不长,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新成立的荷兰政府开始执行反犹法律。

为了防止两家公司作为犹太企业被政府没收,奥托转卖所有股份,辞去董事职务,把资产转给信得过的朋友。

他们想到美国,但是签证被拒,两年后,因为大女儿玛戈收到前往劳动营的命令,他们一家人躲到Opekta公司的密室里。当年装修办公室时,为了以防万一,奥托在走廊的书架背后修了一个秘密空间,

曾经的秘书梅普·吉斯和公司新老板约翰·内斯克莱曼等6人,都为他们提供帮助,定期给他们送食物和水。但公司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比如仓库经理威廉·范·马伦。几十年来,马伦是头号“背叛者”嫌疑人,战后,父亲奥托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他狡猾、多疑,刚上班后就手脚不干净,在仓库里偷东西。安妮在日记里也写过讨厌他(但两人没见过)。

最糟糕的是马伦察觉出隔壁偷偷住了人,他感觉夜晚大楼里有人走动,于是在桌角上放了纸,如果有人走过会把纸片扫落,证实他的猜测。在1944年,马伦告诉另一名同事,他知道有犹太人躲在大楼里。他还特意问别人,以前的老板奥托住哪里。荷兰政府调查了他两次,但两次都没有找出关键证据,还被批评过度关注一名嫌疑人。

潘科克调查后,也把马伦划掉了,虽然他性格不讨喜,但马伦并不是反犹主义者,

在安妮等人被逮捕后,马伦还帮着秘书抢救了她的日记。他也丝毫没有作案动机,因为大楼窝藏犹太人,老板约翰·内斯克莱也会被捕,他不可能让自己冒风险失去工作。

贝普是帮助弗兰克一家的人,但她的妹妹内丽是个反犹主义者,2015年贝普的儿子写了一本传记,书中指控内丽是出卖弗兰克一家的人。书中说,贝普的姐姐和未婚夫记得,内丽在1944年8月4日早上,给党卫队打电话,批评贝普和约翰·内斯克莱曼窝藏犹太人。

民间一直有传言,当初接到举报电话的朱利叶斯·德特曼,听到的是“年轻女人的声音”。

但是潘科克认为不可能,一方面,执行逮捕任务的卡尔·西尔伯鲍尔在审判中说,上司德特曼只告诉他地址,没说打电话的人是谁。

另一方面,内丽只是个普通民众,分析当时的文件可以知道,1944年夏天的私人通话因为大规模断线而停用,老百姓打不了电话。

同时,朱利叶斯·德特曼的级别颇高,普通人没有权限直接打给他。这个理由,也把混混托尼·阿勒斯排除了,他曾经听到奥托批评德国,借机敲诈了他一笔钱。

因为这个原因,他被不少人当作告密者。但他没有权利打电话,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奥托一家住哪里。

1944年4月,想要成功告密,必须得有动机、有信息、有通话权力,三者缺一不可。通过一张纸条,潘科克团队找到了。这个人名叫阿诺德·范·登伯格,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犹太公证人,曾经因为给一系列艺术品做公证,结识了纳粹高层。

他在犹太社区地位很高,德国入侵后,任命他当荷兰犹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犹太委员会替他们执行纳粹政策,以此保证自己不会被送进集中营。

1943年9月,荷兰犹太委员会解散,纳粹把里面所有人送入集中营。按理,登伯格肯定也在里面,但潘科克团队查遍了集中营的记录,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不光他不在集中营,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也不在里面。登伯格的一个外孙女还活着,调查团队找到了她,她说家里人都没进过集中营。接着,调查团队找到委员会解散后,登伯格一家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的证据,他们甚至不用像普通犹太人那样藏起来。

更奇怪的是,在用智能数据库扫描过往资料后,调查团队找到奥托在1963年的一小段采访,里面提到有人在战后给他寄匿名信,信中说登伯格就是出卖他们的人!

这是个重要信息,但匿名信在哪里呢?潘科克查遍各国的档案馆,都没有找到这封信,他问了安妮·弗兰克博物馆,对方也说不知道。最后,他找之前调查此案的荷兰检察官,终于在1963年负责调查的阿伦德·范·赫尔登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这封信。

这是一封沉睡了58年的信,不过不是原件,而是奥托打印出来的。匿名信很短,但内容具体,说了登伯格当时的住址,具体的举报流程是什么。信还提到登伯格是一次性把犹太人的藏身名单交了上去,受害者不止弗兰克等8人。因为登伯格在社区的威望,加上他在犹太委员会的权力,想要得到犹太人藏身名单不会很难。加上他能接触纳粹高层,直接打电话举报给朱利叶斯·德特曼也是可行的。

信息,通话权力,他都有,那么动机呢?动机当然是自保,为了保住自己,也为了保住家人。作为犹太委员会的成员,还有纳粹的私交,登伯格以这些为保护伞让自己和家人免于受难。一段时间,他把自己的身份都改为非犹太人,过着普通荷兰人的生活。但是1944年,这种保护消失了,

潘科克查到,纳粹特别喜欢有关藏身的情报,举报者能收到很多好处。同时,他们查到一份证词,有证人说犹太委员会有数百个犹太藏身地址名单,这也能对上。

他没想到,会是犹太人出卖了犹太人。不过,他在纪录片里强调,那是非常时期,因为生命岌岌可危,为了自救选择这么做,不可取,但可以理解。

同时,调查团队也注意到奥托对登伯格的态度。因为奥托对匿名信的描述轻描淡写,当年调查此案的赫尔登没注意到它。但古怪的是,如果说奥托并不相信信的内容,为什么收到信后会立刻打印做备份呢?

他的行为也前后矛盾,原本奥托是最关心告密者是谁的人,但在《安妮日记》出版几年后,他似乎不再关心了。

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私下里,他开始调查登伯格。调查团队发现,战后几年他在秘密研究登伯格,甚至进入监狱,询问一名纳粹有关登伯格的事。在和记者弗里索·恩德特的交流记录里,他也提到过,自己一家是被犹太社区的某人背叛了。奥托的秘书梅普似乎也知道内情,因为1994年她去美国做演讲时,不小心说出告发密室的人已经死了。记录显示,登伯格在1950年逝世。

为什么奥托和梅普要为登伯格打掩护?潘科克说:“因为他知道阿诺德·范·登伯格是犹太人,战后这段时间,反犹主义依然盛行。也许他觉得,如果再提起这件事,会火上浇油。”

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说,他们对调查团队的工作印象深刻。他们没说是否赞同,但认为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也提出了一个“迷人的假设”。全程跟拍的制片人泰斯·巴叶斯是彻底信服了,但他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后,会被现在的反犹分子利用。对这一点,犹太教的牧师梅纳赫姆·卡塔内格说,坚持真相就好。

“纳粹在大屠杀期间做的一件事,就是使犹太人失去人性。回到历史,寻找真理,获得真理,实际上就是让犹太人回归自己的人性。即使这意味着有时犹太人也会在道德上做不正确的事。”一起77年的冷案,就此迎来了答案。不过,潘科克的答案只是万千答案中的一种,未来,也许有人会提出更好、证据更充足的解答。也或许,有人在他的理论上添砖加瓦,成为被所有人采纳的答案。

无论告密者是谁,这种种探寻,最重要的是直面历史,直面曾经有人犯下的暴行。只有时刻重温历史,才不会让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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