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结束了我很怀念它|百家故事

东京奥运会结束了我很怀念它|百家故事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的第三天,竹内亮导演的纪录片《双面奥运:东京2020的60天记录》上线天的拍摄中,竹内亮一直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东京奥运会的意义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这些天一直在思考并探寻的问题:一届因为疫情延迟一年但仍然在疫情中举办的奥运会,一届所有人都戴着口罩的奥运会,一届比赛现场没有一个观众观赛的奥运会,一届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影像去感受的奥运会,它的意义是什么?

在纪录片里,对于这个问题,已经退役的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她说:「意义这个东西不是去找的,而是自己会冒出来的。」

过去这几天,我们也采访了几位本次东京奥运会的亲历者,他们是多次报道国际大型赛事的记者,是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是为中国摘得冬奥会首金、这次以国际体育组织官员的身份去到东京的杨扬,还有第四次参加奥运会,并以妈妈的身份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铜牌的刘虹。

他们讲述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现场的经历,也讲述了那些并没有刻意去找,但已经生成的「意义」——

我在7月20日下午5点抵达东京。出发东京的前一天,是我女儿的14岁生日,而我从东京返回的那天,她也要返回新加坡继续她的学业。但我还是决定去东京奥运会现场,想去见证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奥运会。

到东京的头三天,我们要自行在酒店隔离,14天之内也不能上街。所以,隔离之后,基本就是在酒店、场馆、新闻中心这几个地方往返,都是乘坐公共交通,要么是记者大巴,要么就是奥运专门的出租车。

我们每天都要在一个名为OCHA的APP上登记体温、核酸检测等等,如果不登,马上就会收到邮件,团队的防疫官和副防疫官也会收到邮件。还要随时确认「外出归来和吃饭前请消毒手指、洗手;外出或在人多的地方时,请配合戴好口罩」。

开幕式现场,那个场馆能容纳六万八千人,当天我觉得差不多有一万人,运动员和演员都在场地中央,我们看台上的人可以随便坐,零零星星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体育馆。

后来采访滑板比赛的时候,我问一个美国的运动员,在开幕式有什么感受?她就说了一句:「一走进会场的时候,看到观众席上没有人,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因为滑板项目第一次进入奥运会,又正好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她来说心灵上的触动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运动员应该是感受最深的,他们应该最理解能够站到东京赛场上的不易。

很多老将,都因为延期一年,不得不放弃。比如林丹,还有丹麦羽毛球名将彼得森、34岁的英国赛艇老将兰斯利等等,都带着遗憾退役了。但还有像刘虹、吴静钰这样的运动员为了参加奥运会复出,然后坚持了几年告诉人家没了,她们怎么办?包括举重运动员侯志慧, 2016年里约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巴西,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赛,她那时候19岁,现在24岁,你说这届没有了,下届28岁了,真是连续受了两次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运动员应该是最有感触。在他们心里,应该很感谢东京奥运会给他们提供的这个机会。

这让我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德国采访尤瑞克·梅法斯,他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跳高冠军,那一年,他一跳就平了世界纪录,还没来得及庆祝,惨案就发生,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杀害。

当时就有人说,停吧,赶紧停止,但以色列政府还是决定奥运继续。直到今天这件事还有人在争论,但从现在看,奥运会的继续无疑是正确的决定,就像以色列政府说的,我们就是要证明,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和平比暴力更强大,当时停止了的话,说明我们屈服了,而继续,就是最好的反击。

这次在疫情之下举办奥运会也一样,用奥林匹克精神把所有人凝结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Covid-19。

从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开始,几乎每一届世界杯、奥运会,我都没有缺席。记得19年前的韩日世界杯,日本队和巴西队赢球时震耳欲聋的汽车鸣笛。里约奥运的时候,我们弄了一个双层的、像吉普赛的那种特别花哨的大篷车,每一个遇到的巴西人都会笑着和你打招呼,我们当时租的房子,邻居还特意过来敲门和我们认识。但今年,这样的互动就很难有了。我还开玩笑说,东京还不如我朋友圈热闹。

这次在东京,我还采访了东京都申奥委员会事务局局长、东京都议员铃木隆道。采访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其实一直是希望有观众的,哪怕只有一半的人进来,哪怕只有一万人进来,但最后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宣布没有观众。但即便失望,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奥运会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尤其是在疫情这种特殊环境下。铃木隆道说:「最终让我们决定如常举办奥运会的是——要对各国运动员、对所有为奥运会付出努力的人有一个交代,特别是疫情之下,奥运会为我们带来的是希望。」

这次在东京的时候,所有人,指挥交通的,安检的,核查证件的,你碰到的所有人,都会给你说「辛苦了」;然后各个国家的记者们也会和他们说「谢谢」,包括上大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和司机说。我觉得特别治愈,能感觉到大家是凝聚在一起的。

当然也有日本民众一直在抗议。开幕式结束后,我们就能看到,一边是招手的人群,一边是抗议的人群;到闭幕式结束后,依然有人在抗议,但一个日本记者和我说,原来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但现在十个人里,已经有六七个人支持,三四个人反对了。

闭幕式那天特别逗,现场气氛很欢乐,有一阵音乐的节奏感特别强,旁边一个意大利记者和我,还有两个日本记者,我们四个就差站起来跳了,就是一边写稿,一边挥手,一边跺脚,当时的感觉就是「难道奥运会又开幕了吗(笑)」?

大家都说开幕式的风格好像很压抑,其实这次奥运会就是在一个疫情笼罩的氛围里召开的,但收尾非常欢乐,我当时就想起巴西女足队员玛塔的一句话——「哭泣着开始,微笑着结束。」

在闭幕式上,那个意大利记者还让我给他演示怎么在满是字母的键盘上敲出方块字,觉得很神奇。当屏幕上打出「ARIGATO(谢谢)」的时候,我们一起大声念了出来。

这次在东京,我还关注到了一些细节。比如汪顺200米混合泳夺冠后,专门去和匈牙利老将切赫握手,还给前辈鞠了一个躬。切赫参加了5届奥运会,虽然没有获得过一块奥运金牌,但在菲尔普斯统治泳坛的时代,他是菲尔普斯最强大的对手。汪顺夺冠的那场比赛,也是切赫游泳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来我问汪顺,当时是怎么想的。汪顺就跟我说:「其实也没怎么想,就是非常自然,发自内心地对他有一种尊重。」包括苏炳添比完赛,我旁边的日本记者也和我说:「苏炳添太牛了,他是我们亚洲人的骄傲。」

其实,奥林匹克本身就是一个超越国家的概念,一方面它体现了我们人类对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还有一方面,现在把「together」放在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尤其在疫情之下,我们可以放下对立,让体育的归体育,人性的归人性,就像巴赫所说:「We did it together!」

中国冬奥会首金得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世界反机构副主席

坐到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的时候,我还是蛮激动的,在疫情之下,它的召开确实非常不容易。

奥运会延期这一年,经常有教练、运动员等等各种朋友给我发消息,知道我在国际组织工作,问我奥运会到底能不能办——大家都知道运动员备战的时候目标性非常强,一旦你的目标动摇,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一年,国际奥委会专门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成立了专家组,包括防疫专家、WHO世卫组织的人员,以及方方面面跟防疫相关的专家,来监控疫情的整个走向,并定期向全世界运动员更新东京奥运会筹备情况。

以往,每两年会有一次线下的世界运动员大会,平常偶尔也会根据情况临时召集一些会,但每年不超过三四次,但最近一两年在疫情的影响下,高峰的时候几乎每周我们都会开线上会,把相关情况做一个通报,运动员有问题也能得到及时的解答。

包括我所在的世界反机构,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疫情之下,如何保证一届干净的奥运会。我们在奥运会之前做了大量的赛前筛查,是历史上奥运会前数量最多的一次检查,同时也做了线上的教育项目,针对已经获得奥运会资格的运动员,一共是75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都上线参加了反相关的教育项目。

后来,奥运会如期举办了,但一开始,大家都还在担心会不会不顺利;比赛过程中,整个东京的疫情也每天都有新高。直到闭幕的前一天,大家心里都没底,提心吊胆的。

我的感受是,大家都很珍惜这届得来不易的奥运会。特别是对运动员来说,他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才能走到今天。

我记得开幕式上播放了一个片子,是一些运动员备战的画面,因为一些训练场所关闭了,他们有的在自己家的游泳池训练,有的在自己家里练力量,不管怎么样,都在用各种方式坚持着训练,那些画面一出来,我真的特别感动。等到运动员入场的时候,那种感觉更强烈,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这次在东京,一些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许多场馆外的路边,我都看到了牵牛花,整整齐齐地排在那儿。我就问志愿者它们从哪儿来。志愿者说,在日本,牵牛花是美好的代名词,很多学校生活实践课的第一课就是种牵牛花。通常,孩子们还会在放暑假时把花带回家,和家人一起照料和分享。这次暑假,他们把这些花送到了奥运赛场,并写上祝福,和来自全世界的人分享。

还有一个志愿者司机,一直开车带着我去各种会场,非常热情。因为英文不是很好,他就准备了一张英文的纸条介绍自己,他53岁了,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有三个孩子,因为想帮助奥运会,和全世界的人交流,成为了一位志愿者,他还送了我一些礼物,其中包括两只千纸鹤,因为他知道我有两个小孩。

他不是教练,也不是运动员,甚至工作人员都不是,但是他能用他的方式参与奥运,这就是奥林匹克更大的价值。

另一个细节是,这次刚到开幕式现场时,我在东京的体育中心看到了一个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logo,旁边记录了所有获奖运动员的名字。

我曾经在运动员委员会向冬奥组委会提过建议,在2022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留下参赛运动员的名字,获奖运动员的手印等。但因为疫情,整个比赛要简化,所以这些建议我们还在讨论,没有最终定下来,不过我也想通过东京奥运会的细节,做一些推动。

对运动员来说,相当一部分人退役后只要有机会回到当年的场馆,肯定会去的,如果有自己的名字在那里,会有一种归属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自己也是有切身体会的。有一年,我带着一家人回到我当年夺冠的地方,想在孩子们面前显摆显摆,跟他们说,妈妈当年在这儿拿冠军了。但发现我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多少有一些失落感。

这样做的另一个意义是,对于未来使用这个场馆的人,尤其是小朋友,看到这些名字,会有一种很强的历史再现的感觉,会唤起那段记忆,虽然不是自己经历过的,但至少听说过,我觉得这对于奥林匹克的传承也很重要。

7月29号,我就从东京回国了,闭幕式是在电视上看的。虽然整个闭幕式很简单,但还是有很多突破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次出现了女子马拉松的颁奖,在此之前,奥运会闭幕式只有男子马拉松的颁奖,并且一定是主席给男运动员颁奖,但这一次是主席给女子运动员去颁奖,男运动员是由一位女性副主席颁奖。另外,这一次参赛的女性运动员超过了48%,国际奥委会在一些新增的项目上,也在力推更多的女性参与。所以说,奥运会不仅是一个体育盛会,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

总之,奥运会整个延期一年的过程,我们奥林匹克family,无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单项组织,无论是东京奥组委还是运动员群体,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推动这个事。

这次为什么要加一个「together」,就是这几年大家都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分裂,大家开始相互指责,如今又共同面临疫情的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奥运会把大家聚在一起,让大家去思考和感受合作的力量,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它会带给很多人一种信念,也是奥林匹克更大的价值。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恰好高中毕业,因为家在青岛,所以去做了青岛的奥运城市志愿者。2010年,我来日本留学,2013年看到新闻说东京申奥成功了,当时就想到了去做志愿者。

等待奥运会的心情是很不安的,毕竟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终止的话,确实是挺可惜的。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看确诊人数,看有没有希望如期举办。

我之前是被分到观众方面的活动服务组,负责观众引导。我记得非常清楚,7月3日,星期六,我还在参加会场培训,了解我们要负责的会场和自己岗位的一些详细情况。7月4号,就出来消息,说是要考虑无观众的问题,那时候每日确诊人数是一千多,东京要进入第四次紧急事态。7月5号,我们所有负责观众方面的志愿者全部收到了信息,说岗位全部取消。过了几天,活动服务组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邮件,说会给我们分配新的岗位,最后,我负责的是引导运动员和随行人员。我们开玩笑说是下岗再就业。

我们志愿者里面,大概有三四百中国人。我们中国志愿者在奥运会开始之前不久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天都会在里面分享各种情报,从那里面我知道,奥运会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是交换徽章。我负责两个场馆的导引工作,那两个场馆进行的是羽毛球、橄榄球、现代五项和足球的比赛,我就买了这几个项目的徽章,跟国外的选手去换。

第一次换到徽章是在奥运会纪念品商店,我在那儿挑选东西的时候突然前面伸过来一只手,问我这个小徽章要不要。我抬头一看,是一位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员,他们的那个小徽章特别好看,我就收下了。奥运会期间,遇到我们中国队员或者是中国的媒体,我会跟他们说一声加油或者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再顺便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徽章。

最后,我一共收集了55个徽章,中国的徽章大概有6个,其他徽章来自不同的30多个国家。

因为没有观众,我们的工作量减少了,会场就允许我们可以在现场看一看比赛。我去看了羽毛球女子单打决赛,比赛非常刺激,分咬得很紧,我有点不太敢看,就去门外坐着去了,跟其他志愿者说,到中国队快赢的时候你再把我喊进来。后来小比分到20了,她把我叫进去。进门的一瞬间,我看见陈雨菲一个扣球,赢了。当时好开心,还跟其他的志愿者拥抱来着。

在我负责的橄榄球场馆,我亲眼看到我们中国女子橄榄球队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 她们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包括日本橄榄球协会的官员也说,中国的力量真是不能小觑,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其实,东京奥运会期间,我们一直在各种吐槽奥组委,但是到了最后一天活动日8月7日,突然发现还是挺不舍的。闭幕式的那天,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中国志愿者,去东京塔拍了一张合照,都在说感谢东京,相约北京,相约巴黎。

这一年多的时间,日本也处在一个隔离的状态。机场冷冷清清的,我自己也无法回国,跟朋友之间的联系也是在微信上,见面的机会很少。奥运会这段时间,我终于再一次看到这么多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这种感觉了。这段时间里,大家虽然戴着口罩,但差不多完全忘记了疫情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去和那么多人交流,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2019年3月,我去了一趟东京采访,专门去了新国立竞技场,就是这次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场馆。当时它还在建设,主建筑结构已经搭好了,在做外观的一些布置。我绕着场馆走了一圈,想着第二年就要来这里采访奥运会了,没想到一等就等了将近两年半。

因为疫情,我很久没有出国采访了。奥运会之前,我去南阳跟国乒队的比赛,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像以前一样采访,可以近距离地接触运动员。但是到了东京,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它把你跟运动员的距离拉开了至少2米。我带了一个杆把手机放上去录音,有时候还是够不到。但有很多记者前期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带了一个类似于钓鱼杆那样的东西,差不多两三米长的一个杆子,可以把手机递到运动员的身前。

整个采访过程中,对于我来说震动最大的,是乒乓球混双决赛输了的那一晚。那天应该是7月26日,我在体育馆写完稿出来,差不多是夜里12点50,我打算去坐班车,但一出场馆就遇上下大雨,媒体班车还没有来,我就在体育馆入口避雨。

我正等着,就看见刘诗雯出来了,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我们国乓队的队医,还有乒乓球协会的秘书长陪着她。下着大雨,她也没有打伞,拉着箱子,到路口来找她的车。当天这场球输了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刘诗雯也哭了。在那个背景下,看到雨中的她,那一幕让我体会到她的心境——等了五年,做了肘部的手术,在那么一场重要的比赛里,输了,而且这次输了意味着以后没有机会了,这是她最后一届奥运会。

其实,奥运会延期对运动员的影响很大。竞技体育,你差一岁,真的就会差很多。

有的人因为这一年而变得成熟,比如举重队的李雯雯。她说这一年补上了她的很多不足。也许她去年来比赛,也会拿冠军。但是她和我说,这一年让她自己更成熟了。因为这一年她的爷爷去世了,然后她又经历一些伤病,她从生命中这样一个阶段、从家庭的变故中走出来,成熟了。

但一些老运动员,比如吕小军、马龙,他们能坚持下来,并且还能在东京有这么好的成绩,确实不容易。

攀岩运动员番愚非,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上一次攀岩比赛应该是2019年底。我当时问他,那么长时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这次一上来就要参加奥运会这样级别的比赛,会不会有影响,他说确实有。运动员需要通过比赛来保持状态,奥运会给了大家什么?就是一个机会,跟国际高水平运动员去同场竞技这么一个机会,大家重新聚在一起。

我们在场下看比赛,能体会到运动员的那种兴奋。虽然场上是对手,但他们赛后会拥抱,会击掌,会握手,这样的场景,我们作为记者来讲,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闭幕式上,巴赫不是也讲了,这应该是疫情以来,世界第一次因为体育聚在一起。疫情以来,很少有同一件事情能让各个国家的人同时去关注,奥运会是其中一个。

一个体育记者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采访一届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地去采访奥运会,是我的一个起点。奥运比赛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的终极目标也是参加奥运会,所以即便在疫情最严重,有一些国家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运动员心里还是想参加的。

东京奥运会证明了1万多名运动员可以聚在一起比赛,那其他的单项赛事,是不是也可以正常地进行了?其实这是给了大家一个期望,接下来的体育赛事应该是要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就像巴赫说的,东京奥运会会是人类黑暗隧道尽头的一束光芒,这束光是需要大家一起去让它明亮起来的。当然现在看来可能没有那么明亮,但是它至少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我是7月31号去的日本,上午出发,下午落地,先到东京待了一个晚上,在奥运村吃完晚饭,住在保障营,然后第二天又是上午出发,下午落地,到了札幌。

刚到的时候还是有点落差的。在东京的奥运村,每个大楼都挂着自己国家的国旗,不同国家的运动员互相换pin(奥运徽章),还有一些美发店、美甲店,或者拍照留念的地方,但在札幌,因为项目少,所以只是包了个酒店。奥运村里的食堂24小时开放,食物也有很多选择,有西餐、日料、中餐等等,但是札幌只有些简单的鸡肉、鱼肉、意大利面,后来大家发现,最好吃的是米饭就泡菜,结果泡菜只有晚上提供,中午还没有。

训练条件也不是很好。札幌的训练场是一个旧的田径场,没有塑胶跑道,完全是水泥地,而且有大概九百米全都是上下坡。以往,我们需要到健身房做一些拉伸和力量练习,因为疫情,这些也没有了。

在札幌,偶尔遇见眼熟的老运动员,我们会打个招呼,感觉就像参加了一场普通的国际比赛。后来我们还开玩笑说,都说「2020东京」,我们是「2021札幌」。

比赛那天日本气温是32度,没有风,而且湿度比较高。赛场在街道里面,两边都是高楼,热量也不容易散。中间路过饮水站的时候,很多人想过来取水,当时场面有点乱,有一个选手不小心把我的鞋踩掉了。那时人多,我还在中间位置,直接蹲下去提的话会影响后面的选手,而且我也很可能被后面的人扑倒,只能趿拉着鞋到旁边蹲下来提。好在这个状况出现在前半程,落下不是太远,可以慢慢追上去。

走到后面,太热了,冰水直接浇到身上用来降温,浇的一瞬间感觉好凉快,走几百米之后浑身又热了,到最后全身都是湿的,走一步都能留下水印。

因为20公里竞走是长距离项目,所以受天气的影响非常大,体温高,热量散不出去,呼吸就会越来越重。所以大家的战术都比较保守,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贸然出去加速,最后几公里,谁还有劲儿、有状态就往前冲,冲到头就是冠军。

最后几公里,那位最终夺冠的意大利运动员加速的时候,我大概跟了一圈多吧,就觉得不行,我已经没有机会去争夺金牌了。竞走这个东西,练得多了,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儿。

过终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前面有运动员被罚时了,还觉得挺遗憾,2008年就是第四,这次怎么又第四啊,后面接受采访,记者说「恭喜你又获得一块奖牌」什么的,我才知道是第三。啊,当时我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还能站到领奖台呢,可以了可以了。

这次为了保持距离,领奖台比以往的要长。领奖的流程都是提前培训好的,颁奖员把奖牌端上来,自己按照不同的颜色把自己的拿起来戴上。拍照的时候,前面有引导员,他把摘口罩的图片举起来,就立刻把口罩摘掉,迅速合影,然后引导员举起另一张戴口罩的图片,大家就立刻戴上,然后走下领奖台。

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金之后,我拿到了大满贯,之后怀孕、生女,有两年时间离开了赛场。但之后,还是舍不得练了十多年的竞走,2018年,我又回来了。

生育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很大——韧带变松弛了,肌肉也「懈」了,骨盆前倾,还有腹直肌分离和耻骨离合,一个简单的内收腿动作都很难完成,稍微练多了,肌肉会疼,腰会疼,会疼,膝关节疼或者脚后跟也会疼。

竞走需要训练量的积累、强度的刺激,就像爬山一样。之前练了十几年,爬上了山顶,生完孩子之后,相当于重新站在山脚下了,重新再来一遍,同时还要兼顾孩子和家庭。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两年计划,就是把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作为一个重要节点,然后按照规划去训练。效果也不错,复出的第一场比赛就拿了冠军,后来还打破了女子50公里竞走的世界纪录,又拿到世锦赛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冠军。

但后来疫情来了,训练节奏也被打乱了。最开始的消息是奥运会推迟一年,但又有各种消息说不一定办,今天有人抗议了,明天感觉好像新闻方向又倾向于不办了,过一段时间又辟谣说可以办了,紧接着疫情又严重了……

对年轻选手来说,这一届不行,还有下一届,只是积累的过程。但对于我来讲,每天的几十公里,就是为了奥运会,如果奥运会不能办了,还有没有必要耗在这个上面?所以,目标不明确的时候,动力就会变弱,训练会觉得集中不了精力,练一段时间就觉得很疲劳。

而且我有了家庭,住房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老人的医疗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原本我计划2020年参加完奥运会,一家人到深圳定居,但奥运延期后,只能让女儿在我训练所在地昆明先上着幼儿园,老人也是随时观察。随时在变,我们也只能随机应变。

另外,运动员需要通过比赛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但疫情之后,很多比赛都被取消了,还有的一直定不下来,甚至提前两周突然通知可以参赛……总之,有很多东西都会打乱你的节奏。我只能告诉自己克制这些想法,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做好自己。

对我自己来说,这次奥运会更像是一种检验。生完女儿后,我的训练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以前「吃饭-睡觉-训练」三点一线的模式,也不再把比赛结果视为唯一的目标,更多的是在享受竞走,享受竞技生活。

这届奥运会算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让我来总结这个过程,可能对后面的运动员来说,这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不只是说生个孩子、成为母亲这件事,而是,运动员并非一定要把自己变成训练的机器,也可以去学其他技能,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同时依然是个很好的运动员。你看这次奥运会的很多报道,又是护士,又是厨师,又是数学家,最后拿了奖牌,而我是个妈妈,所以只要你热爱这个项目,不需要放弃一切,这样不是更好吗?

对于我来说,参加东京奥运会,也更多的是想展现自己,展示竞走这个项目。我真的挺高兴的。这次从东京回来,刘学(刘虹的爱人和教练)我俩还在回想这个过程,真的就觉得,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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